魏燕战争后北魏与朝鲜半岛王权间的关系考

常 乐

[摘要] 公元5 世纪时期，朝鲜半岛诸政权和彼时中国南北朝各方势力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魏燕战后朝鲜半岛政权和北魏的关系也主要从其时东亚的政治变化入手。此种变化的一大表象即朝鲜半岛上百济和新罗两者的结盟，以及百济构建南齐—百济—倭—伽耶的外交路线而采取的外交举措，这也迫使半岛北部势力于北燕灭亡后需不断改善与北魏的关系，与北魏的关系由对峙转为对话已势在必行。而其后关于《南齐书》和《资治通鉴》里记载的“魏虏的百济侵入”事件不妨视作考察朝鲜半岛势力和北魏双方关系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 魏燕战后；朝鲜半岛北部；北魏；百济

冯弘事件发生之后，北魏与朝鲜半岛关系一度紧张。因地理原因首当其冲的朝鲜半岛北部势力却加大了遣使至南朝进行朝献并请求册封的步伐，在此后二十余年间频率之高是较之以往不曾出现的现象①。朝鲜半岛北方政权主动结好中原南朝是因为与之一直抵牾的百济此时频频遣使来宋，而不想在对大陆王朝结好上落于百济之后的半岛北方势力，就此谋求跟刘宋保持使节往来。[1](998)就连倭国也于443 年、451 年两番遣使入宋朝献。此时朝鲜半岛北方与刘宋结好与当下的周边形势息息相关，尤其是百济与宋的亲密结合，其背后隐含的意图就是百济在谋划构筑针对北方的包围态势，借此对付北方势力经略朝鲜半岛推行的“南进政策”。先前北方推行的“西取路线”因北燕灭亡、北魏取而代之的现实而戛然终止，那么与南朝的关系就是其长远策略的重要一环。考察彼时诸势力的关系远近，包括其后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势力与北魏正常关系的恢复，以及当时东亚政治格局都是值得关注与分析的内容。

一、百济致力构筑“罗济同盟”

公元462 年,朝鲜半岛北部政权与北魏展开对话的主要原因有：中原大陆南北朝廷的力量消长即刘宋此时相对处于守势一方，百济积极谋求联合倭国的策略业已初见成效，百济与新罗二者在对抗北方势力问题上“志同道合”，催生出了军事攻守同盟。再者，新罗一直以来处于北方势力高压态势的局面，因其自身实力提升而出现了去高句丽化趋势。当然，促进北方势力与北魏恢复双方关系的直接原因如若仅仅归结为刘宋实力的削弱显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因为考察史料可知,朝鲜半岛北方政权对南朝刘宋政权的朝献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刘宋灭国。除此之外，上述三条因素则都对北方势力的南下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的互相联动才是北方势力最终谋求与北魏重启对话的决定因素。

朝鲜半岛北部政权与百济可谓一对宿敌，新罗作为百济一度的同盟，自身发展势头迅猛且表现出对北方政权的一种离心倾向，也迫使北方开始谋划同北魏实施新的交往策略。同时，百济对北方政治势力与北魏的关系走向一直留意观察，因其会直接影响到百济自身与北方政治势力的战略行进方向。南北对抗强度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外在体现，北方政治势力要想顺利在半岛推行南进政策，百济是最不能排除的因素之一。例如，新罗讷祇麻立干三十九年（455）一场规模不小的军事冲突就在两者间骤然爆发，可见轻易平复彼此的对抗仇视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们是否可以借助考察半岛南北关系来进一步推测出公元462 年半岛北方势力试图改善与北魏关系的原因呢？该时期朝鲜半岛南北战争日益白热化，北方挥师南下是与其一直以来热衷的南进政策一脉相承的，然则从公元5 世纪中期开始，以往北方那种势如破竹的扩张势头因百济盖卤王的即位而处处碰壁。新罗就曾在前述455年北方与百济间的这场战事中出兵襄助百济，这在当时朝鲜半岛内彼此攻伐中成为一重要节点。自百济毗有王七年（433）百济和新罗的双边关系正式缔结起，两国的军事同盟作用才算第一次真正凸显出来。可以推测，百济深知与北方的战争已然不可避免，同新罗构筑这种军事同盟关系是不二选择，至少可以分担一部分自身的压力。所以百济面对北方咄咄逼人的架势只好祭出与新罗之间的军事攻守同盟以应对之。另一面，新罗不甘再继续以北方势力的附属面目示人，脱离北面控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二、盖卤王时期百济对外策略的调整

百济盖卤王在位时期与北方关系的调整恰恰是结合其当时周边环境而作出的外部选择，并尤注重与南朝刘宋政权的接触。公元457 年，盖卤王接受宋对其赏赐的“镇东大将军”封号。盖卤王四年（458），百济再次陈情南朝，就其国内官职品秩请加序列封号，[1](99)这无疑为百济国自身的行政制度和封建王权的体系化、制度化奠定了基本的框架。那么此时百济对外政策的延伸当然也是脱胎于新王权体系架构的需要，继续保持与新罗和倭国的友好关系成为既有策略。百济和倭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的代表性事件就是461 年，作为王弟的昆支被派遣到了日本。[2](677)盖卤王上台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很明显就是要处处针对朝鲜半岛北方势力，意在遏制北方的南下扩张势头，当然北方的武力打击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也是愈演愈烈。一味妥协退让不啻于坐以待毙，盖卤王十五年（469）八月，百济决定以攻代守，在北方势力的南疆版图一带率先点起战火，秣马厉兵青木岭，加固修缮双岘城。公元5世纪中叶，百济与北方之间的军事冲突此起彼伏，伴随着军事上的激烈碰撞，百济也在时刻关注朝鲜半岛北方的动向并实时调整对外策略。

据上述可见，盖卤王主政后，较之前代如毗有王时的对北政策明显呈现出强硬姿态。如将时间再前移五年，北方军士曾被新罗兵所击杀，表明新罗与来自北方的政治势力的关系也很紧张，这都刺激北方转而同北魏建立臣属关系，借以抗衡罗济同盟，无非是为避免“孤家寡人”局面的出现。自433 年新罗与百济建立同盟关系后，北方政权对新罗的戒备之心陡增。毗有王二十四年（450）这起看似事出偶然的冲突事件，实则所表现出来问题就是新罗对北政策较之以往那种亦步亦趋已是大相径庭，其一大原因可以看作是新罗与百济的结盟使然。那么北方势力在朝鲜半岛不是单独要面对罗济任何一方的抵抗，而是要面对罗济同盟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因此，北方政治势力现今谋求与北魏的接触其原因就不应单从新罗的“不臣”中去寻找，而应从5 世纪中叶后期北方所面临的四面围堵来着眼，因为这个针对它的“包围圈”就是在百济力主下所渐次形成的。为了对百济还以颜色，北方一时间将对外战略重心移到了中原的南朝政权。而后，惯用双面外交手腕的北方势力逐渐觉察出忽略近在咫尺的北魏而去一味结交南朝并不是明智的决定，这也预示了北魏与朝鲜半岛北方势力重新将双方关系带入友好正常的状态是可行的。

三、朝鲜半岛北部政权与北魏关系的趋缓

朝鲜半岛北部政权和北魏的交往进入5 世纪60 年代后则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样貌。史载：

（北魏）文明太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教王（高琏）令荐其女。王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之。许焉……或劝王曰：魏昔与燕婚姻，既而伐之……知其夷险故也，殷鉴不远。……王遂上书称女卒焉。魏疑其狡诈，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若女察殁，听另更则宗淑。[3](2214)

上述一段引文所包含的信息可以表明北魏对朝鲜半岛北方势力的重视，希望借彼此的联姻改善双方自北燕亡国后僵持的关系，北魏也的确对朝鲜半岛北方王权表示了足够的诚意。北魏和平三年（462）、和平六年（465）两次遣使赴北之后，双方又推出联姻方略，此举在新形势下不失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办法。但从北方的前后几次推诿延宕来看，其对北魏伸出的“橄榄枝”似乎还不敢贸然接受。北燕未亡之前也曾嫁女献魏以求可避开北魏兵锋，然而其后不久还是国破家亡。北方王权固然深知此故事，生怕步北燕后尘，由此反映出双方关系的不稳定。

由此看来,摆在朝鲜半岛北方政权面前的局面似乎有些尴尬，一方面王室对于北魏的纳妃要求先后以王女的出嫁、侄女已亡等理由予以婉拒，另一方面因其自身周边局势恶化需要改善与北魏关系的不良状况，但出于自我安危的长久考虑又不愿真正就范。同时,北方政权曾强势在新罗一些地域内保留驻兵。然而进入5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军就间断性地遭到新罗方面的军事攻击和驱逐，[2](702)可见此时期北方的周边环境并不安稳平静。

新罗已经扮演了一个对抗北方势力的角色，并极力笼络其他力量包括正式军事同盟——百济，北方王权一时间可谓四面树敌。其在朝鲜半岛的苦心经营一时间阻力重重，为了不至于四面楚歌，迫切需要扭转劣势，而同北魏的关系趋缓则是北方王权对百济打出的一套对外组合拳所采取的反击之举。

当然朝鲜半岛北方政权同北魏关系的走近，对百济所产生的触动是显而易见的。根据《魏书》相关记录，北魏延兴二年（472），朝鲜半岛北方曾先后两次进献于魏，同一年份前后两次来魏可见北方势力与北魏谋求结好之心迫切。百济还于是年遣使奉表入魏乞师共同征北，起因是北方屡次犯境。但北魏方面综合考量之下并未应允百济要求，致使百济心生怨愤而断绝了对北魏的朝献。百济遣使来北魏要求联合出兵攻打北方，这件事对当时东亚政局影响很大，直接引发了接下来三方各自的对外政策走向。百济使臣此行一则是于外交上外藩的正常朝进献贡，二则就是想与北魏建立起针对第三方（即北部势力）的军事同盟。其时北方为巩固王权和其国内贵族势力斗争不断，[3](2215)直接导致朝鲜半岛北方流民的出现并大批涌入北魏境内。出现的这些北部乱象是百济最乐于利用的。考诸史料，百济对北魏策略即向北魏揭发北方的不臣之举，有背弃之嫌，进而进言若北魏能够兴师问罪北方，百济愿出兵助之。

北魏对百济盖卤王意在与北魏构筑军事结盟的提议不能视而不见。北魏对与半岛北部政权之间的朝贡宗藩关系表示满意，但同时也希望百济可以俯首帖耳，作为北魏在半岛内对北方势力产生掣肘作用的一支力量。日后如若北魏与半岛北方势力开战，百济可以助北魏一臂之力。其时北魏与南朝刘宋隔江相对，北方又有柔然窥伺，都是北魏的敌对势力，囿于局势所迫是不能再在东向一带树立敌对势力的，故此对于百济此番来朝，魏廷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以防因此刺激到朝鲜半岛整个北方，使得周边局势日趋险恶。

北魏对百济这番遣使所提出的诉求并未首肯，也使得朝鲜半岛北方势力看到了北魏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态度取向。百济乘兴而来失望而归，没有在魏廷取得预期的效果。

此外，针对百济的对抗行径，北方势力也是多方面筹划反制的办法。例如派僧侣道琳以传法为名潜入百济，相当于与百济打起了一场“间谍战”①，利用僧侣入境传法来掩盖北面暗中派人搜集百济军政信息的活动，这一点往往在研究上疏于重视。这种非常规的手段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北部不时从道琳处获悉了百济的许多动向。日后百济的王城不逡数日即被北军攻破，不能不说这里面有道琳的缘故，或者可以大胆推测，是道琳将攻击百济的军事谍报告知于北方统治层。[5](225)北部势力的这种做法也可谓煞费苦心，毕竟百济的存在实实在在是其推进南进政策的一大阻力。而就在北军陈兵汉城之际，新罗火线支援百济，派出万余名军士奔赴战场助拳，可见罗济双方致力于缔结共同针对北军的同盟关系，一旦与北方发生战事即可迅速启动，进而避免单方面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四、朝鲜半岛北方谋求与南朝齐的接触

冯弘在北燕灭亡后选择流亡朝鲜半岛北方，就是否应该即刻发兵攻打北部王权，魏廷一些朝臣立足现实，分析了北魏当时面对的周遭情形，认为劳师远征异域实是下下之策。且彼时四海未晏，用兵频频，自损其力。北魏对既成事实采取了默认，那么北燕的灭亡及其后冯弘流亡半岛旋为北方所杀，围绕整个北燕事件的前前后后，朝鲜半岛北方成了大赢家。[6](1009)

当此之时已然成为一海东强权②的半岛北方势力，其能够在魏廷受此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以其地缘位置重要性及实力为支撑的。北方王权借势也基本确立了同西方强邻北魏的关系基调，即保持一种共存的和平态势。《魏书·百济传》中记载了百济渡海来魏请求结盟北魏的事件，在百济进呈北魏的表文中详尽述及了百济提出这种意愿的所谓缘故，因原文冗长在此不加誊记③。通览全篇表文可知，百济国王余庆竭力劝说北魏对朝鲜半岛北部势力的讨伐是必要且可行的。献文帝在回复百济使者时婉言谢绝，表明了北魏的态度，即不愿因百济前来求告便与朝鲜半岛北方轻启战端，北魏对双方的这种朝贡关系表示接受和认可，也承认了北方势力作为其东方的一个现实力量极而存在的既定事实。其实北方始终或明或暗与南朝结交北魏对此自是清楚，对北方采取的双面策略也并无更好的应对办法，至少维持和平现状是符合彼此利益的明智选择。

以北魏太和四年、南朝齐建元二年（480）为节点，朝鲜半岛北部政权与南朝的接触开始密切起来。“（建元二年）三月，百济遣使朝贡，授牟都王镇东大将军”，[9](111)而同年，“夏四月丙寅，授高丽王乐浪公琏骠骑大将军”。[9](111)朝鲜半岛两大政权在同一年份相距不过月余即分别遣使来萧齐，并接受齐的册封，且在时间上百济稍早一些时日，从侧面也反映出百济东城王依旧侧重与南朝政权的结交。文周王二年（476）百济与南朝宋曾一度关系吃紧，如今重新与南朝结好，对北方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触动，谙熟双面外交策略的北方深知此时必须不失时机地结交南朝，不可落于人后，况且百济一举一动皆牵动着其推行南进政策的大局，此番与南朝接洽可以看作是与百济的一次外交竞赛。

文周王元年（475），就在百济被迫迁都以避北方兵威之际，在百济与倭国关系中极具地位的昆支去世，接着文周王也于两年后谢世，其当政期间百济与南朝宋及新罗的关系处于最好的阶段，而兵官佐平解仇的叛乱使得文周王之后继位的三斤王时期呈现政局动荡的局面，百济对外的合纵策略一时间受到极大影响。正因如此，百济对北方的半岛扩张所起到的牵制和制衡作用开始弱化，而给了北方政权趁势推行南进政策的契机。同时北方对百济结好南朝的举动也是竭力阻挠，比如就曾暗遣军士破坏百济使船的南渡。出于现实考量，朝鲜半岛北方政权仍在北魏太和四年（480）遣使交好南朝齐政权。与此同时，百济东城王即位，对大陆南北朝廷的策略在于寻求政治依附，意在针对北方而将南齐、倭及伽耶变成统一战线共讨之。

早在宋元嘉十六年（439），也即冯弘事件发生的次年，北方就曾以献军马于宋军攻魏而赢得了宋的好感。面对中原南北政权对立这种局面，北方王权选择了较为灵活务实的做法，并不绝对开罪于任何一方。史载魏使邵安前往百济途中曾因北方掣制之故而受阻不达，[3](2222)但北魏还是不欲同北方开战，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责令使臣改道海路。

五、“魏虏入侵百济”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北魏太和三年（479）开始时隔五年之后，半岛北方王权再次与北魏开启了互派使节的外交往来。截至太和八年（484），二者关系已然经过联姻风波的磨合阶段，步入正常轨道。先前百济请兵来魏一致对付北方政权，然而北魏其时并未许诺百济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不过考察史籍，“魏虏入侵百济”一事却在《南齐书》与《资治通鉴》等史料中均有记录，不失为一条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考察史料，不同的史籍对该起事件的记载也多有不同。《建康实录》载：“永明二年（484），魏虏侵百济，大破百济王弁（牟）都”；[10](1615)《资治通鉴》记载“永明六年（488）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8](4581)相关文献记载：“（488）北魏遣兵攻百济，为百济击退”；[11](31)《南齐书》又载“是岁（490），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6](589)

由上述的文献可知，484 年、488 年和490年①是不同史料给出的发生时间，而且北魏在这起事件里的胜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建康实录》成书唐代，较之朝鲜史籍、《资治通鉴》及《南齐书》而言，一直饱受曲解史料的诟病，且多承袭旧史中的错误之弊，在征引收录其他史料时，脱漏重复之处也是俯拾皆是，因此该书一直不被史家青睐，在一些讲述史学史书籍里也很少可以觅见其踪②。而《资治通鉴》与朝鲜方面史料所记载时间相同，且朝鲜半岛北方加大遣使入魏的次数正是发生在488 年前后这个节点，或因发生较之常年突发事情所致也不无可能。再者，北魏太和十四年（490）文明太后冯氏去世，处于国丧期的北魏是不会违制对外发起战争的。这样分析下来，488 年的这次“魏虏侵百济”一事可能性就极大了，且结果是百济为获胜的一方。

《南齐书·魏虏传》中对北魏的称呼通篇以“魏虏”一蔑称冠之。这起看似有些突兀的记载实则很有研究的必要。据载：

建武二年（495），牟大遣使上表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匈梨张惶，崩若海荡……[6](988)

上面的这份表文是百济东城王于建武二年（495）呈送南齐的，文中提及了前述的这场发生在北魏与百济之间的战事。对于表中“猃狁”与“匈梨”的称谓，据推测翻译，应代指朝鲜半岛北方政权势力，都是针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蔑称。百济自视正统，那么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就是类似于南朝齐眼中的“北虏”。[13](16)

一来此时北魏与朝鲜半岛北方势力出于各自安全的打算，可以说基本上规避了开战的可能性；二来半岛北方王权要独自面对罗济同盟对自己“南进政策”的阻挡和抵抗，和北魏维持相安无事的态势是明智的。公元486 年，朝鲜半岛北方势力的西北边境处又一度出现了危机局面，原因是百济联合勿吉发难，[3](2223)所有这些只能使得北方继续推进保持与北魏睦邻的政策。这起魏军攻百济的事件似乎不应单单看成北魏针对百济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因此北方政权不会置身事外。北魏没有万般理由和诱因出动数十万军队隔洋越海去域外作战且并不是鲜卑骑兵所擅长的作战方式，而百济也不会同时与北方及北魏刀兵相向。比较合理的解释即为主战双方是半岛内部南北双方，而北魏出于某种考量也派出了军队参与其中，而其助力的对象即是北方势力一方。这样分析的话，对于北魏不是扬帆渡海走水路而是要经由朝鲜半岛境内的北方势力地界再去攻打百济的这一做法，就会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更主要的是海战不是魏军擅长的作战方式。[14](36)如此，此战是陆战而非海战就顺理成章了。考之《南齐书》所记载北魏调集骑兵远征一事大抵即是此战的一个环节。

总之，公元480 年东城王继位后，百济与同处朝鲜半岛的北方王权之间已是势同水火。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北方王权在与中原王朝交往政策上也是从务实角度出发，带有很大灵活性，而往往皆有百济的原因在其中。其时，百济—倭国—伽耶体系日益成熟，朝鲜半岛北部势力又将对外战略重心转移到南朝，也不妨视为牵制百济的重要步骤。朝鲜半岛北方王权承认由北魏主导的藩贡关系，是因为北方揣度形势得出了不可单独面对济罗联军的结论，从而需要恪守对北魏的藩贡之道来保全自身。而朝鲜半岛北方与北魏关系紧密的事实可以在这次未被足够重视的“魏虏伐百济”一事中得到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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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韩]俞元载：《百济略有辽西记事的分析》，《百济研究》第20 辑，1989 年。

[14]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 年。

[中图分类号] K31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0)02-0061-06

[收稿日期] 2018-01-1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